2024年欧洲杯的余温尚未散尽，足球世界已将目光投向2028年，当德国欧洲杯的狂欢落幕，一个不容回避的现象浮出水面：继2020年史无前例的11国联办后，2028年赛事再次选择了联合承办模式——由英国（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同举办，这一连续两届赛事的“联办化”趋势，引发了资深体育媒体人王勤伯的深度思考：欧足联在赛事承办策略上，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未来将如何进退？
联办模式的兴起：机遇与挑战并存
王勤伯指出，欧洲杯联办模式的兴起，并非偶然，2020年欧洲杯原计划以“全欧洲的欧洲杯”为主题，纪念赛事成立60周年，尽管因公共卫生事件影响，实际执行有所调整，但其背后的逻辑已然清晰：通过多国承办，分散赛事组织压力，降低单一国家的财政负担，同时扩大足球在欧洲范围内的影响力辐射，这种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欧洲一体化精神，让更多国家和地区有机会参与顶级赛事,分享足球荣光。
联办模式也伴随着显著的挑战，王勤伯分析认为，2020年欧洲杯暴露出的问题包括：球队和球迷需要跨国长途旅行，增加了时间成本、经济负担和环保压力；赛事氛围因地点分散而难以凝聚，缺乏传统单一主办国那种持续性的全国狂欢；安保、物流、协调的复杂度呈指数级上升，对欧足联的组织能力提出极致考验，尽管2028年将联办国家缩减为英爱两国，且地理相对集中，但跨越不同司法管辖区、协调多方利益的复杂性依然存在。
欧足联的战略考量：利益与风险的再平衡
在王勤伯看来，欧足联连续选择联办模式,深层原因在于其对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力的综合权衡。
从经济角度，联办可以有效分摊高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赛事运营成本，现代大型体育赛事，尤其是像欧洲杯这样规模不断膨胀的赛事（已扩军至24队），对场馆、交通、住宿等要求极高，让单一国家，特别是中小经济体承担全部费用，财政风险巨大，多国联办则能“众人拾柴火焰高”，确保赛事在财务上的可行性，转播权、赞助商等商业收入方面，联办模式能覆盖更广阔的市场,潜在价值巨大。
从政治层面，王勤伯认为，欧足联通过联办模式，可以巧妙平衡其成员协会之间的利益，将主办权授予多个国家，而非单一竞争者，有助于维护欧足联内部的团结，减少因申办竞争引发的内部矛盾，这尤其在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微妙变化的背景下，显得更为重要，让足球成为连接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桥梁,符合欧足联塑造自身作为欧洲体育乃至文化融合推动者的形象。
这种战略也非没有风险，王勤伯警告，过度依赖联办模式，可能削弱欧洲杯的品牌独特性和球迷的赛事体验感，足球的魅力部分源于其承载的地域文化和集体情感，联办模式若处理不当，可能导致赛事认同感的稀释，协调难度的增加，也可能在关键时刻影响赛事运营的流畅度和安全性，一旦出现重大疏漏,将对欧足联的声誉造成打击。
未来路径：回归传统还是探索新形态？
面对两届联办之后的市场反馈与内部评估，欧足联的未来选择成为焦点，王勤伯预测,欧足联可能的进退策略有以下几种：
其一，审慎回归传统单一主办国模式。 对于某些标志性年份或具备极强综合国力的足球大国（如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足联可能会重启单一主办模式，这能确保赛事的紧凑性、氛围的纯粹性以及组织效率的最大化，2024年德国欧洲杯的成功，已经证明了传统模式的独特魅力，欧足联可能会在联办与单办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根据具体国情和时机灵活决策。
其二，优化与固化区域性联办。 如果联办模式被证明在商业和政治上利大于弊，欧足联可能会将其制度化、精细化，优先考虑地理相邻、文化相近、交通便利的国家组成“区域集群”进行联合申办（如北欧国家、比荷卢经济联盟区域、伊比利亚半岛等），这能在保留联办优势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跨国流动带来的弊端,2028年的英爱联办可视作这一方向的初步尝试。
其三，探索创新承办机制。 王勤伯提出，欧足联或许会借鉴其他体育赛事的经验，探索更具弹性的承办方式，设定一个核心主办国，辅以周边国家的部分场次协办；或者建立轮值主办与固定联办区域相结合的混合模式，更加注重绿色、可持续的赛事理念，利用技术手段减少旅行碳排放，提升虚拟观赛体验,以应对联办模式下的环保批评。
其四，应对外部竞争与内部扩容压力。 欧足联的决策还需放在全球体育格局演变中审视，面对世界杯扩军及其他体育赛事对观众和商业资源的争夺，欧洲杯必须保持其吸引力和独特性，欧洲足球版图本身也存在扩容讨论（如潜在的以色列、哈萨克斯坦等欧足联成员更深度参与），未来的承办策略可能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整合“大欧洲”足球资源。
王勤伯的剖析揭示，欧足联正处在一个复杂的决策周期，连续两届欧洲杯的联办，既是特定背景下的务实选择，也是一次大胆的战略实验，其成功与否，将深刻影响未来数十年欧洲顶级国家队赛事的形态，欧足联的“进退”，绝非简单的模式选择，而是在经济效益、政治平衡、球迷体验、文化传承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寻找最佳契合点的智慧考验，足球世界将密切关注,欧足联如何书写欧洲杯承办史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