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北京训练局篮球馆内，一位身高2米16的年轻中锋正在进行加练，汗水浸透了他的国家队队服，篮筐在一次次投篮下发出沉闷的回响，这个年轻人叫王治郅，当时中国男篮最具天赋的球员，而此刻他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和中国篮球的命运即将迎来转折，在北京体育馆路的一座办公楼里，刚刚上任篮管中心主任不久的信兰成，正在审阅一份关于球员出国参赛的文件，从这一刻起，中国男篮的一个特殊时期正式拉开帷幕。
新官上任与男篮的“移动长城”
信兰成接手中国篮球之时,正值中国男篮“移动长城”崛起的黄金时期，王治郅、巴特尔、姚明这三位天赋异禀的内线球员，让中国篮球看到了与世界强队抗衡的希望，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王治郅带领中国队历史性闯入八强，让世界见识了中国篮球的潜力。
管理体制与球员个人发展之间的张力也逐渐显现,1999年，王治郅在NBA选秀中被达拉斯小牛队选中，成为中国篮球史上第一位获得NBA青睐的球员，这本是中国篮球与国际接轨的良机，却因种种管理理念的差异变得复杂，当时的篮球管理层更注重国家队成绩的稳定性，对球员赴海外打球持谨慎态度。
一位时任男篮教练组成员回忆：“那时我们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明白球员去NBA锻炼对个人能力提升巨大，另一方面又担心影响国家队集训和比赛，当时的管理理念更强调集体利益至上。”
王治郅事件与体制碰撞
2001年3月,王治郅与达拉斯小牛队签约，但同年夏天，因未按篮协要求回国参加国家队集训，引发了著名的“王治郅事件”，接下来的两年里，这位曾经的国家英雄与国内体育管理部门的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导致他被开除出国家队。
这一事件深刻反映了当时中国体育管理体制与球员个人发展之间的冲突,在信兰成主导的篮管中心看来，国家荣誉和集体利益高于一切；而在王治郅和许多支持他的球迷看来，球员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同样值得尊重。
篮球评论员张博平分析道：“那是一个转型期的典型矛盾，中国篮球正在从完全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转变，但管理思维和制度的转变需要时间，王治郅成了那个阶段的牺牲品。”
姚明崛起与模式转变
就在王治郅事件持续发酵的同时,另一位上海青年正在迅速崛起，2002年，姚明以状元秀身份加入休斯顿火箭队，开启了中国篮球的新篇章。
与王治郅时期不同,姚明赴美过程中，篮协与NBA球队达成了更成熟的协议，信兰成主导的篮管中心在姚明转会谈判中，既保障了国家队比赛需求，也为球员个人发展留下了空间，这种转变显示了中国篮球管理层的经验积累和策略调整。
“从王治郅到姚明，我们看到了中国篮球管理理念的进化，”体育社会学家李淳教授指出，“姚明成功登陆NBA并兼顾国家队比赛，证明了个体发展与国家利益可以找到平衡点。”
信兰成时代的成绩单
在信兰成执掌中国篮球的那些年,国家队成绩确有亮点，2002年釜山亚运会，中国男篮决赛中败给韩国，痛失金牌；但一年后的哈尔滨亚锦赛，中国队重夺亚洲冠军，2004年雅典奥运会，由姚明领衔的中国队闯入八强，尤其是在小组赛中击败世锦赛冠军塞黑队，成为中国篮球史上的经典战役。
这一时期的中国篮球也面临诸多挑战,2002年印第安纳波利斯世锦赛，中国队仅获第12名；2006年日本世锦赛，凭借王仕鹏的绝杀才勉强进入16强，成绩起伏之间，反映了中国篮球在人才培养、战术理念等方面的局限。
前国家队球员李楠回忆：“那个时期我们拥有世界级内线，但整体篮球理念、训练方法和国际仍有差距，很多时候我们过于依赖明星球员，整体战术体系不够完善。”
青训隐忧与联赛起步
信兰成时代,CBA联赛开始步入职业化轨道，但进展相对缓慢，篮球后备人才培养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迹象，传统体校模式逐渐萎缩，而社会化的青训体系尚未健全，导致中国篮球人才基础有所削弱。
2003年,中国男篮在亚锦赛决赛中仅以1分险胜韩国，暴露了新生代球员接班的困境，一位地方队教练当时坦言：“现在的好苗子不如以前多了，基层训练条件改善有限，很多有天赋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坚持下来。”
历史的回响
从王治郅到姚明,信兰成主导的那些年，是中国篮球从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充满了探索、碰撞与调整，既有管理思维与球员个人发展的冲突，也有中国篮球与国际接轨的努力。
2003年哈尔滨亚锦赛颁奖仪式后,姚明与王治郅在球员通道有过一次短暂交流，两位时代交替的象征人物相视一笑，其中的复杂情感只有他们自己懂得，那一刻，仿佛是中国篮球一个时代的缩影——有遗憾，有希望，有挫折，也有成长。
信兰成时代的中国篮球,留下的不只是奖牌和排名，更是一个传统体育管理模式如何应对全球化、职业化挑战的思考，那些年的经验与教训，至今仍在中国篮球的发展道路上投下长长的影子。
